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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3 15:05:43 |显示全部楼层
我收藏了十多年的成系列的浙东抗币即将在泓盛2017年年未拍卖会上拍(12月29、30预展,31日拍卖),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现发表我2017年宁波钱币学会的课题论文。
                            浙东抗日根据地与浙东抗币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   汤中山

摘要: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也是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八个战略基地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以及浙东抗币的发行是浙东人民在中国**领导下,与日本侵略军、汉奸卖**及**派进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的结果。它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应有作用。研究和纪念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以及浙东抗币的发行的成果和地位作用等工作,是不忘历史,惠及当代的重要工作,也是有力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中国历史,开历史到车的有力武器和证据。也是激发中国人民爱国热情和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有益工作和尝试。


中国人民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5月日本签订投降书,对入侵中国大批领土,掠夺资源,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强征劳工,施放毒气,实施残酷的细菌战、生化战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正义战争,民族解放战争,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于1941年5月,是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八个战略基地之一,是抗战时期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以及浙东抗币的发行是浙东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军、汉奸卖**及**派进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和努力建设的结果,它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卖**等**派,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建设新中国贡献了应有的力量和作用。研究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研究和纪念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以及浙东抗币的发行的成果和地位作用等工作,是不忘历史,惠及当代的重要工作,也是有力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中国历史,开历史到车的有力证据。因此研究回忆浙东革命根据地和浙东抗币就既要回顾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历史,斗争反抗历史,又要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浙江及浙东犯下的滔天罪行;既要研究革命根据地财政金融工作的历史经验,又要揭露日、伪在财政金融上掠夺资源,滥发伪币的严重罪行等。今年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75周年,为此特作本文以作纪念。
一,浙东地理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概况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东濒东海,北接苏、沪,西连皖、赣,南邻闽北,地处东经118.02-123.08度,北纬27.03-31.11度之间。浙江是陆地小省,海洋大省。全省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地貌形态复杂,西南高、东北低,河流众多,水网发达,海岸线绵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全省属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素称渔米之乡。浙江之名首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所载“浙江出三天子都”,其后《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都有记载。浙江素有两浙之称之分,两浙即为浙东与浙西。它以钱塘江、富春江、衢江为分界线,江之东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
浙江经济富庶,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的建立,稍后又有杭州的通益公纱厂、萧山的通惠公纱厂的相继建立,揭开了浙江现代工业的序幕。抗战前全省机器制造业产值达一亿多万元,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宁绍温地区。浙江丝绸工业全国领先,电力工业也很发达。浙江的交通发展较好,建成沪杭、苏嘉、浙赣3条铁路和杭甬线一段,全省公路里程达3717公里,内河航运也初具规模。战前金融也比较发达,民国政府四大银行先后设有分行或支行。各大商业银行均在浙江设有分支机构,再加上地方银行和钱庄,初步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金融体系。浙江的农业也比较发达,粮棉油盐,猪牛羊及家禽等应有尽有,渔业和蚕桑业也比较发达。战前浙江手工业仍然保持着传统优势,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众多,1936年全省从事手工业者不下500万人,而此时全省的人口为2033万人,从事手工业者占到了总人口的25%。不少手工业品销往海外。1936年全省机器制造工业产值为10048万元,而当年手工业品的产值为2040.5万元,机制工业产值远远大于手工业品产值。这说明浙江工业结构中机器制造工业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1)。
浙江之浙东地处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全省政治经济高地。这里水道密布,山峦重叠,地形复杂,地势险要,是中国东南沿海南北交通的枢纽,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政府视此地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沪杭的东南屏障;日本侵略军视此地为直通中国大陆、霸占江南、觊觎支那的桥头堡;中国**人则视此地为革命势力向南履的战略基地和重要通道。所以,浙东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创建,就在沪杭甬之间的三角地带中,与日本侵略者、伪军、顽固**分子展开了一场尖锐、激烈、残酷的革命斗争和博斗。浙东是吴越文化发祥地,浙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渊源流长。
二,抗战时期日军在浙江犯下的涛天罪行
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战争摧残最为严重的国家。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间,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大片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地区。在整个入侵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到处屠杀中国军民,掠夺资源,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强征劳工,施放毒气,实施残酷的细菌战、生化战,并强征中国妇女作“**”,严重残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中国制造了多起象“南京大屠杀”一样的惨案,战争遗留的后果,包括毒气弹还不时地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日军侵略浙江首先是从杭嘉湖地区开始的,之后逐渐扩大到浙东和浙南等地,日军侵略所到之处,浙江的政治、经济、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摧残和影响,人民流离失舍,逃难避害。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军继卢沟桥事变之后,又在上海闸北挑起事端,加紧侵略上海。为此声势浩大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成为“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寇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在“八·一三”之前,日本从浙江杭州湾登陆,包抄上海。1937年11月5日凌晨,日本第10军在80多艘舰船运送下,悄然杀至。从南通的狼福渡到金山嘴、乍浦和镇海要塞,日军舰艇先声东击西地开炮侦察,接着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一批又一批地起飞,将重磅炸弹倾泻到海岸目标,步兵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在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这一地段良好的地形和水文条件使日军的登陆更加顺利,而抗击登陆的中国守军只有一个三流师第62师的2个步兵连,一触即溃,上午10时,3000多名日军从全公亭上岸,第一梯队登陆成功。12月24日攻陷杭州,之后陆续窜扰了除昌化,遂安,仙居,泰顺,龙泉,庆元,云和,景宁,磐安等9个县以外的所有地区,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罪行滔天;同时还轰炸了除磐安,泰顺,景宁,庆元等4县以外的所有地区,数十万间民房被毁,无数平民百姓血肉横飞.日本军机在浙江领空肆意穿梭,炸弹遍地开"花"的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幕悲剧。浙东的奉化溪口,浙北的萧山,浙西南的丽水可谓多灾多难的重灾区。日军自1937年12月开始日军就不断轰炸宁波市区和附近县市区。 宁波镇海是中国沿海各省唯一对外通航的港口,且象山有砩石矿,日军早已眼红故必欲夺取而后快。  1940年7月17日~7月22日,日军曾纠集几十艘兵舰、飞机和海军陆战队数千人,在镇海甬江口两岸登陆。守军第194师师长陈德法将军率部奋勇抵抗,把日军阻止在戚家山和镇海县城内。7月19日,驻上虞的16师48团赶来增援,并和194师一起投入**,七次肉搏,于22日把日军赶下东海。此战日军死伤1000余人,我军死伤1100余人。为此9月3日4架日本军机连续轰炸宁波市区,毁房380余间,死51人,伤100多人。9月8—11日日本军机连续4天轰炸甬江两岸,毁鄮山小学校舍及民房300余间,死37人,伤73多人,给宁波人民带来巨大灾难。1941年4月19日,日军发起宁绍战役,强行登陆镇海甬江口两岸,4月20日宁波沦陷。到4月下旬,浙东大地基本沦陷。 如奉化溪口,是个山清水秀的要镇,也是蒋介石的老家.日军于1939年12月12日至1941年4月22日的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对溪口实施13次狂轰滥炸,致使百余人丧生,数百间房屋被毁,风景如画的溪口镇,顿然失去了往日的美丽。在屡次劫难中,最惨重的莫过于1939年年底和1940年年初的两次空袭。1939年12月12日,天气晴,远山若黛,溪口镇显得异常宁静.下午2时左右,隆隆的飞机声划破上空,6架日机从溪南新建岭山岙方向冲出,直扑溪口镇而来,并在溪口竹林上方散开队形,插向东西两侧,毫无防备的当地居民好奇地抬头张望,没料到飞机扔下一连串炸弹,人们被震得晕头转向,在外面的人拼命往屋里逃,在屋里的人又拼命往外面跑.一时间,天上的刺耳机声与地面大人的呼叫声,妇女小孩的哭喊声交互夹杂,乱作一团,整个溪口镇成为一片火海.此次轰炸,日本军机的靶心集中于将介石故居丰镐房和别墅文昌阁,这一带连落数弹,创伤甚重。蒋经国的母亲毛福美晚年患有腿疾,行动极不方便,出逃时,发现忘了带房门钥匙,又急忙返回去取.教授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中文的董姓女教师抱着毛氏再次逃出后门,刚到后墙弄,三枚无情的炸弹便在她们的周围开花了.毛氏和董老师血肉模糊,两人均早已停止了呼吸。1940年,2月5日日军又出动9架飞机,向溪口武陵公园和上山村竹林丛投弹48枚,还俯冲扫射,轰炸时间长达1小时,毁房180余间,炸死47人。1941年初,日军自上海从海路在镇海大榭岛登陆,同年4月宁波沦陷。如73岁的杨伟忠老人讲述:日本鬼子打到村里那年,我才8岁,可他们烧杀抢掠的场景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日本鬼子来时,是见房就烧,隔壁村里烧起来,大人带着我们拼命往南边逃,走时连一点吃的都来不及拿。那逃难的场景真是哭天抢地。逃在半路上,回头望村里,已是火光冲天,村民的家都被烧毁了,哭声震天。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回来看到的情景:几乎整个村子没留下一间房子,还有来不及逃走的村民被大火活活烧死。我亲眼见到一位被枪杀的大伯的尸体,浑身都是血。本来宁静的村子转眼被毁,我们没了家,连吃的粮食都没有……。7月17日早上,日军登陆后一路烧杀到小港街上,大多数居民纷纷向下邵方向逃难,鬼子一把火,把宋家弄到畚斗楼都烧着了,烧掉民房店面600多间,还把蔚斗寺、慧日寺等大建筑物一并烧掉。来不及逃走的10多个百姓全被鬼子杀害,有个叫乐长寿的老人,为保住自己房屋,跪在地上求饶,却被残忍鬼子刺死。逃出去的难民总共有400多人,失去父母的孤儿也有100多人。
细菌战!日本侵略军在宁波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 1940年10月27日,一架日军飞机两次侵入宁波市区上空,下午2时许的入侵中,向城区开明街一带空投了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这一上空随即出现一片淡黄色云雾。日机过后,便发现跳蚤骤增。29日,有人染疫发病。31日晚开明街口“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染疫而亡。接着开明街一带不少人染疫发病而死。至11月11日,死亡人数巳达84人(仅以查到姓名者而言)。(2) 给宁波带来这场灾难性悲剧的正是那些跳蚤。据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制造科丈炳泽十三夫事后供认,这些吸饱鼠疫病人血液的疫蚤,正是日军飞机所投下的,数量竟达5公斤之多。 据事后统计,这场爆发范围延至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北、开明街以东、太平巷以西的5000余平方米地域内,使百余名无辜的宁波人民惨死。当时年仅14岁的元泰酒店学徒钱贵法,是死里逃生的惟一幸存者,每当他提起亲身经历的这场黑色疫魔肆虐、生灵涂炭的情景,仍觉毛骨悚然。他在1996年一次口述中说:“我染上鼠疫时,已神志不清,被送入设在同顺提庄的甲部隔离病院隔离,好比到了一座阴森森的人间地狱,满眼都是被病疫折磨得将垂死的人,有的突出眼睛死了;有的痛苦得弯着身子死了;有的母亲刚刚死去,年幼的孩子也相继而亡;有一老妇,死活不肯离开染病的丈夫,不久两人双双离开了人世……” 据反复核实和调查,在这场鼠疫中查实有名有姓的死难者已达111人,其中儿童40人。全家死绝的有12户,计45人,还有带病离开宁波死于他乡的至少有十余人。为彻底扑灭鼠疫,当时政府决定忍痛将疫区内137间房屋全部焚毁。家园被烧,是何等的惨烈,那些嚎哭之声叫人撕心裂肺。当你走过开明街口,细菌战原址那新的锥形石碑用汉、英、日三种文字刻上遇难者名单及有关史料,上面还布满用紫铜雕塑的“菌干”。 那静默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跃入眼帘,你会有怎样的感想? 这块纪念碑将时刻提醒人们:毋忘那场劫难,毋忘死去的无辜人们,毋忘那段历史!
由于日本侵略浙江造成浙江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损失惨重。对浙江工业来说,第一种类型是由于日军的军事进攻,一部分原有的工业因工厂或机械被毁等原因失去了生产能力,从而造成了损失。第二种类型是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采取了直接的掠夺,其中主要是对各地所存物资和工矿原料的掠夺。在整个战争期间,由于**抵抗乏力,仓促撤退使得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更大损失。在永嘉,**党政军各机关大量物资未及时转移,仅中央各运输机关的桐油、锑、丝、茶等损失就达650万元左右;县仓库损失米3076斤,商会损失12万斤;商家损失1800万元左右,住户损失约200万元。在瑞安,据估计商家损失60万元,住户损失40万元,空袭损失26万元。在慈溪,日寇大肆劫掳,按户搜劫,致使中央贸易委员会暗中寄存庄桥(现属宁波市)之物资,全部被劫,而民众之粮食、金属器皿、财物等,亦尽行劫去,装载帆船30艘,运往宁波。在战争过程中,日本鉴于国内资源贫乏,十分重视对占领区工矿资源的掠夺。日本的“华中矿业公司”就是专门在华中、华东从事矿业掠夺性开发的机构,该机构通过直营矿山的采掘和买矿等手段将工矿资源大量运回日本。浙江的氟石资源特别丰富,战前日本已垂涎三尺,1941年日军发动宁绍战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夺取氟石资源。至于其他战略物资,日军更是大肆掠夺。各类金属、木材也是日军掠夺的重点。日军占领当局指定日本的昭和通商、津下本洋行、庄保洋行等作为在杭州地区、宁绍地区、金华诸暨地区专事收购有色金属的商社;指定三河兴业、中国兴业、津下本洋等收购上述地区的铁类。据日本方面自己的统计,昭和十七年(1942)在浙东夺取的重要战略物资计有原木20945根、坑木311659根、坑木用原木235912根、有色金属652311斤、银币白铜币13982枚。昭和十八年(1943)在浙东的金华、兰溪、武义、义乌、东阳、诸暨、浦江等县夺取物资计有铁屑175094公斤、铜币179638公斤、其他有色金属143769公斤。昭和十九年上半年在浙江取得物资计有铜币3500公斤(14028911枚)、黄铜7000公斤、氟石16982吨、铅5000公斤、松材5826石(112405根)、杉材31384根。
第三种类型是日军通过多种手段利用原有工业基础服务其侵略战争。日本入侵浙江后,为了维持长期占领的需要,设法利用原有的工业设备,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军入侵杭州后,将艮山门外的旧发电厂经修理后于1939年1月恢复发电,各项营业均由日军严密监视。为了全面控制京沪杭一带的电力工业,1938年6月日本占领当局还成立了华中水电有限公司,垄断该地区的电气水道事业。对于浙江的丝绸业,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杭嘉湖地区后,即着手筹划对浙江丝绸业的“统制”。1938年8月,日本国内一些大的蚕丝团体与伪实业部在上海联合成立了“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中公司”)。该公司通过浙江省伪建设厅先后在杭州、嘉兴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支店),在湖州、长安、硖石、海盐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具体执行“统制”事宜。从而在浙江沦陷区全面垄断了蚕丝业的各种环节。正是通过上述这些不同的形式,浙江在战前建立的工业化基础遭到了重大打击,浙江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受到重创。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破坏了浙江近代以来所积累的现代化建设基础;另一方面,日本占领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将浙江的资源用于其侵略战争,对浙江人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盘剥,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在金融业方面,日军同样加强控制和掠夺,并成立各种伪银行,发行伪货币,控制和管理浙江金融业。对浙江原来的官、商银行所存物资和现钞大量被日伪抢夺,日本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浙江大量发行军用券,并扶持伪政权建立银行,发行“华兴券”、“中储券”等伪券,通过这些手段建立起了掠夺浙江商民的伪金融系统,致使浙江金融和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但具体损失难计。浙江的金融业也遭受了空前的掠夺和摧残。特别是在金融业较为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日军对各地来不及搬迁的银行和钱庄强行劫夺,如杭州中国银行库存的铜圆数百箱及中行湖墅仓库所存的丝绸等抵押物资、湖州中国银行菱湖仓库均被抢劫一空。伴随着日军的军事侵略,日本占领当局开始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在日军侵入杭嘉湖地区时日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即到浙江开拓业务,台湾银行在嘉兴成立了办事处,横滨银行在杭州设立了支行,后来还在宁波、绍兴和金华等地设立了“出张所”(办事处)。日本这两大银行的主要功能是代理日本军用券的发行,拨付日军军晌,为敌伪机关和企业服务。其所发的军用券根本没有发行准备,也不编号,发行数额不定,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印制和发行,强行上市,强迫人民使用,甚至还通过使军用券升值的办法来加强对人民的掠夺。军用券的实行打击了沦陷区法币的地位,攫取了民众劳力所得的物产。为了推行军用券,日伪方面是不遗余力,日伪的“贩卖协议会”通过军用券实施对物资的统制,凡各地在贩卖物品时,如不以军用券购买,禁止交易。(3)除办理军用券业务外,两大银行一度也在杭州和宁波等地举办个人储蓄业务,吸收一部分商业银行和钱庄的存款准备金和保证金。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统一汪伪政权下属的金融业务,于1941年1月6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作为伪中央银行,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由日本侵略者控制的傀儡银行,它完全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就连其资金的盈虚也得依赖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来调剂。日伪通过中央储备银行独占了货币的发行(该行成立后,华兴商业银行的发行权被取消),大量发行“中储券”,人民凡交纳税款、购买车票、支付水电费等开销必须用中储券,就连日伪的机关、企业发薪及收购物资也均用中储券,私营单位用中储券发工资,给予5%手续费,并以优惠的条件与商业银行、钱庄签订合约,代为推行中储券。日伪通过这些措施垄断了金融市场,强制集聚资金,扶持敌伪的垄断企业,掠夺资源物资,支持军工生产,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效劳。(4)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日军把战争经费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嫁给了“中储券”,具体做法如下:日本正金银行向伪中央储备银行存一笔军用票,等于有了一笔“存款”,而这笔军用票是不存在的,是正金银行在帐上空造的,但这笔“存款”却能按一定比率兑换成“中储券”。如此一来,日军需要多少“中储券”就可以凭空套出多少,“中储券”成了日军的提款机,日军通过这种方式套走了多少“中储券”己无法确知。(5)
总括来说,日军的军事进攻使浙江原有的工业因工厂或机械被毁失去生产能力,日军占领当局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对浙江重要的工业资源采取了直接的掠夺,还通过“统制”等多种手段垄断经济,为侵略战争服务,从而使浙江的工业基础受到了极大摧残,战争损失严重,仅直接工业损失就达392亿元(按1945年底法币币值,下同)。交通运输方面,战争期间铁路、公路及相关设备都遭到重大破坏,仅公路交通的损失达到168亿元。农村经济方面,浙江的各项农业损失达2056亿元、桑蚕损失821亿元、渔业损失4560亿元、农村水利设施损失2亿元,总计7439亿元。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一方面破坏了浙江近代以来所积累的现代化建设基础;另一方面,日本占领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将浙江的资源用于其侵略战争,对浙江人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盘剥,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综述以上各项,抗战期间,因日军入侵造成浙江伤亡人口达40.51万人,造成难民500万人以上,有据可考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7999亿元,如果按1945年12月美元与法币1∶20的比价,共值约400亿美元。这些损失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损失,这还不包括因统计资料缺乏而无法列入的许多重要经济项目的直接损失,也基本上不包括各种间接的损失。由于战争给浙江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浙江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受到重创。一般认为,直到战后的1952年,整个经济才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第三,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壮大
    浙东地处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是中国沿海南北交通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浙东人民在历史上就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早在1924年宁波就有了**的组织,1926年在慈溪的庄桥、余姚的姚北等地巳建立了**的基层支部。在第一次全国革命高潮时,宁波曾在**领导下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1937年及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魔爪伸向浙东地区,先后侵略舟山、象山、镇海等地。1941年4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发起宁绍战役,仅十天时间,绍兴、宁波、慈溪、余姚等地相继沦陷。为此浙东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抗击日伪斗争。宁属和绍属**特派员纷纷用各种方式组织地方武装,直到浦东部队南下和区党委成立,先后有4支地方武装,五、六百人编入新四军三五支队。其中就有慈东游击队与镇海江南巡夜队合并的独立中队。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和**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确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地区创立的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电报第一次提出“沪杭甬三角地区”是“战略基地”,“松江等处”指1940年7月建立的青浦支队(又名淞沪支队、纵队),1941年3月遭到重创。后为**路南特委领导下的浦东工委两支武装:新四军六师淞沪五支队和伪军第十三师五十团武装。1941年4月19日,日军发动“宁绍战役”,浙东沦陷。4月30日,**、朱德又给在苏北的刘少奇、陈毅发出第二份电报,电报中说:“4月23日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该注意组织该地区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并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为此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1941年5月,姜文光、朱人侠率领50余人,最先从杭州湾渡海到达三北地区,争取了一个**宗德公署的番号“宗德三大”。6月16日,蔡群帆、林达率领的五支四大136人到达三北。6月18日,两支部队在相公殿伏击日军,日军一个30多人小分队8死8伤,溃不成军。相公殿第一仗在三北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1941年10月,浦东武装已发展到七批900人,这是第一支主要力量。第二支力量是江南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派王耀中、吕炳奎到三北,建立**浙东军分会,宁属和绍属地方党也联系五支四大,动员三北党子弟参军,支援自己的武装。1942年6月,华中局和军部又陆续派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300多位重要骨干来浙东。7月、8月在慈北白洋湖畔成立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统一领导浙东地区党、政、军,此谓第二支力量。由于当时日伪军控制了海上和陆上的交通工具,第一支力量和第二支力量都是乘木帆船从浦东或苏中渡海在慈北海边古窑浦上岸,后来我们称杭州湾为“红色通道”,古窑浦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海上门户。”第三支力量,就是浙东地下党直接建立的四支武装五百余人。这三支力量,经过多年艰苦奋战,与浙东人民血肉相连,才建成了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分布在四明山区。四明山,也称金钟山,位于浙江省东部,素有第二庐山之称。四明山脉横跨余姚、鄞州、奉化、嵊州、上虞五市区,呈东西向狭长形分布,总面积6665公顷,省道浒溪线穿境而过。四明山主峰金钟山海拔1018米,位于嵊州市黄泽镇。据《剡录·山水志》载:“四明山境四周八百余里……东为惊浪之山,西拒奔牛之垄,南则驱羊之势,北起走蛇之峭。”。整个山脉多低山丘陵,山峰起伏,岗峦层叠,平均海拔在600-900米之间。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林深茂密,青山碧水,各种鸟兽出没其间,生态环境十分优越,被誉为天然“氧吧”,公园主要在余姚市四明山镇。四明山山脉纵横,其顶较平缓,山坡较陡峭,自然形成了众多的溪涧和瀑潭,为甬江、曹娥江和奉化江三江之源。其中黑龙潭由三级瀑布组成,两边山体陡峭,去潭之路艰险难行。潭水碧绿,清澈见底,卵石游鱼历历在望。深处一飞瀑攀崖而泻一,如龙扑水,飞珠舞玉。四明山曾是全国十九个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中国南方七大游击区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纪念革命史绩和牺牲的烈士,余姚市梁弄镇于1963年创建了四明山革命纪念馆,搜集了一批文物,试行内部开放;文革期间关闭,部分文物散失;1967年将尚存文物搬到梁弄镇让贤横坎头村的原“浙东区党委旧址”,开辟简易陈列室,仍属内部开放;1968年被撤消。到1981年重新大规模修缮,征集革命文物,修建“浙东区委旧址”,编写史料,充实图像画片,以及革命烈士的照片,正式辟为纪念馆,对外开放。同年4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馆内陈列着600多种文物,并较系统地介绍了重要史实。纪念馆的西边,“浙东银行旧址”原屋尚在,今已立下碑石,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发行的抗币石印版,也陈列在馆内。离余姚南55里、梁弄镇西的狮子山,高102米,是1943年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挺进梁弄时,打败敌伪军的主战场。革命胜利后,为纪念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800多名革命烈士,就在狮子山划地60亩,于1973年11月兴建四明山烈士陵园和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建在山顶上,碑高18.5米,碑下平台3600平方米,碑后有休息长廊,碑前有上下石阶,分五层共219级。上登石阶基部处,有大方柱两根,柱上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对联,系**书写放大体。纪念碑用花岗岩砌成。登上纪念碑平台,四明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2011年3月又进行扩建。梁弄镇晓岑街17号曾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住过的地方。1943年4月23日, 以何克希等为领导,分三路进攻梁弄。狮子山一役打退敌伪军后,于8月份将原在三北鸣鹤场的司令部迁到这里,直到1945年8月才北撤前线。领导人谭启龙、何克希、刘享云等均在此办公。
1942年7月华中局决定成立**浙东区委员会,由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先任军事部长。下设三北、四明、三东、会稽、浦东五个工委,同时将部队统编为三、四、五支队(即三五支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和形成。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在三北、四明地区实行二五减租,使广大贫雇农生活有所改善,同时也保证了地主的合理利益。在农村和山区成立农会、自卫队、锄奸小组、打猎队、妇女会等,既稳固了群众基础,又保证了军队人力、物力、财力的不断补充。区党委还高举爱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同时从三北游击司令部到新四军浙东纵队积极开展军事斗争、抗击日伪军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任务。1941年5月,浦东部队南渡后,首战相公殿,血战横河、梅园丘突围,显示了我人民军队抗日的决心和力量。1942年8月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仍旧打着**的牌子。三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何静(何克希),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下辖三、四、五三个支队,经过万岙伏击,全歼日军30人。杨觉殿战斗、竹山岙战斗、梁弄攻坚战,又连续重创日伪军,在三北、四明人民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1944年1月,军部命令正式打出新四军浙东纵队旗帜,司令员何克希,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下仍辖三、四、五三个支队,并有三北、四明两个自卫总队,警卫大队、教导大队、海防大队等,有人员五千多人,并继续以抗击日伪为主要任务。如奇袭洪桥,一举俘虏日军少佐顾问吉永久寿秀和伪军上校等28人;大鱼山战斗,海防大队一中队76个指战员,与8倍于我的日伪军和兵舰、飞机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有42位指战员壮烈殉国,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
1944年1月,浙东敌后临时代表会议推选成立临时行政委员会,撤销三北总办事处。由连柏生任主任,临时行政委员会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最高政权机关。会议通过和颁布了“临时施政纲领和抗战公约”等,各县成立县级办事处。1945年1月21日,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会议在梁弄召开,来自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三北、四明、金萧、淞沪四个地区的工商、文化、新闻等社会各界的代表共108人参加会议。会议正式通过“施政纲领”,选举产生浙东行政委员会,成立浙东行政公署,主任连柏生、副主任吴山民,下辖两个行政专员。四明行政专员罗白桦,下辖嵊新奉办事处、上虞县政府、鄞县县政府,南山县政府;淞沪行政专员顾复生,下辖南汇县政府、奉贤县政府、川沙县政府、昆山办事处、青浦办事处。另设三北特派员王耀中(王仲良),下辖余姚县政府、慈溪县政府、镇海县政府;会稽特派员杨思一,下辖路西县政府、金义浦总办事处,诸义东办事处,诸北办事处。县政府下设区。基层政权按照三三制原则,由**选举产生。如大岚区选举的4个乡长中,既有进步人士,也有中**员。慈南车厩乡由**员、爱国**人士李纪佑担任。政权建立后,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征收统一的公粮田赋及统一的进出口税,同时成立浙东银行,发行抗币,打破日伪之经济封锁,调剂金融,抵制伪币,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自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的4年中,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三北、四明、金萧、淞沪地区内共进行大小战斗643次; 收复大小据点110多个; 解放上虞、南汇两座县城; 毙、伤、俘日军官兵631名; 毙、伤、俘伪军官兵8566名; 缴获各种枪支7026支,各种炮39门; 解放浙东400万人民(其中三北、四明200万); 牵制日伪军各2万人; 开辟和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  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我牺牲的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达1223人,其中有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四明地委书记陈洪、老红军邱子华、雷泽等。负伤者1858人,其中有老红军王胜等,伤亡加上积劳成疾去世的计3000余人。当时军队和地方全部实行供给制,不少同志忍饥挨饿,无私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有不少爱国**人士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抗日,还把子女送到新四军部队。根据地人民为掩护我们的战士和干部以及保护物资,有不少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万民欢庆。可是浙东内战已经发生。9月20日,华中局按照**中央命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主力全部立即北撤。23日,在上虞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研究确定了北撤的部署和行动路线,以及伤病员的安置、“抗币”的回收等种种事宜。30日部队开始北撤,至11月初,浙东游击纵队15000余人(包括地方干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粉碎了**顽固派妄图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的罪恶阴谋,终于全部抵达苏中东台集结,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所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在这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四年多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第四,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和货币发行
财政金融工作是根据地政权和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内容,它随着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和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伪的侵略掠夺和**顽固派的盘剥,浙东人民蒙受了极大灾难。例如,伪中央税警进占观城,除公开抢劫外,更以苛捐杂税拚命搜刮,名目繁多不下四十余种。敌伪设立税务所,订征收营业税及各项新捐税办法,规定有粪缸捐、鸡鸭捐、人头捐、屋捐、结婚捐、出丧捐、花床捐、被服捐等。伪姚鹏程部在镇北龙山镇,民众每月负担不下十万元。(6) 浙东老百姓在敌伪顽的盘剥下负担十分沉重,据统计,在日伪顽控制地区,军粮军谷和苛捐杂税负担要占人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我们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就是在这样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7)
1941年4月日寇侵陷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地区。不久党领导的浦东武装分批南渡到浙东后,按照**中央“灰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通过与**部队的统战关系,取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沪办事处淞沪游击指挥部第五支队第四大队”(即“五支四大”)、“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即“暂三纵”)等**部队番号,与地方党一起开辟了三北游击根据地。遵照毛主席关于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的指示,于1941年10月间,“五支四大”在三北设立总办事处,并在慈北、镇北、先后建立古窑浦、海甸家、龙头场、蟹浦觉渡寺、沈师桥等五个办事处。“暂三纵”在姚北、虞北先后设立了逍路头、长河市、临山等三个办事处。这种办事处,是抗日政权的雏型。办事处和武装部队在一起,宣传抗日,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征收抗日捐税,解决部队的给养,这是浙东抗日根据地财政建立的开始。(8)1942年5月,日寇发动浙赣战役,侵陷金肖地区,浙东沦陷区扩大。为加强浙东三北地区领导,6月**华中局电令谭启龙立即经浦东来浙东主持工作。7月8日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国**浙东区委员会(简称“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任军事部长。7月18日在慈北宓家埭宓大昌旧居召开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会上谭启龙作《目前国内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区党委成立后,根据敌我形势和武装斗争需要,下设三北、四明、三东、会稽、浦东五个工委,并在三北建立慈镇、慈姚、余上三个县委。8月,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北鸣鹤场成立。司令部成立后,即将部队统一整编为三、四、五支队(简称“三五支队”)。至此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三北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按照华中局所规定的浙东根据地财政工作既要维持自己又要帮助上级的任务,要贯彻“一切抗日经费应由全体人民合理负担”的原则。为此我军在游击根据地向人民征收军粮和抗卫捐,以解决军粮和经费。为了保证财政工作任务的完成,浙东根据地的党和部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如:一切进出口税,应统一合理征收,按照实际规定一定的最高最低的税额;与敌伪的经济政策作斗争,禁止物资粮食资敌,禁用伪币,维持法币,适当抑平物价,调剂民粮,限止敌人毒品及消耗品运入,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实行统一的经济制度,做到统筹统支,按照最低生活水准,规定一定的生活费,实行预决算制度,一切都应长期打算。提高与帮助农民生产事业,政府应奖励农民工业生产,这是解决人民生活与部队生活的主要办法。(10)
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除政治、军事斗争外,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斗争,这表现的最尖锐的是货币的斗争。”三北地区沦陷后,日军大力进行武装和经济掠夺。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既无基金保障,又无发行限度的伪储备银行钞票,作为搜刮沦陷区资财的工具,导致百物腾贵,通货膨胀空前严重。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储备伪钞多无比,千元万元不稀奇,五百一餐难充饥,百元只好买草纸,十元难以费神气,五元买得几颗米,一元早已成垃圾,价值哪能如冥币。”(11)1941年2月**中央决定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经过4年多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华中新四军终于建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由浦东、会稽、四明、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四区组成,人口400多万,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虽然在**的19块抗日根据地中,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较晚,但地处中国富庶的沪杭甬三角地区,横跨杭州湾两岸,扼控中国最繁忙的海运通道,一直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敌我之间,货币的排挤与反排挤之争异常激烈。日伪政权发行的伪币、国民政府的法币与**抗日**政府发行的抗币,都想在浙东地区赢得本位币的地位。三方斗争激烈又复杂,既排挤又联合,斗争又包容。研究抗战时期的浙东货币战,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浙东沦陷后,日伪钞票便开始泛滥。后来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所谓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完全没有准备金和准备制度的伪中储券。并在浙东多地大设办事机构,发行伪中储券,为他们掠夺战略物资服务。他们牢牢控制了浙东地区的金融市场。1941年3月10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杭州成立了支行,次年4月,宁波沦陷后又在宁波设立了支行,此外在嘉兴、湖州、余姚、硖石、绍兴、镇海等处设立了办理处或办事分处,残酷掠夺浙江人民。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储券收换的数目,估算它在浙江境内的流通数,平湖一县为67亿元,宁波地区1926亿元,湖州67亿元,总计全省约7000亿元。为此**浙东党委负责人认为“解放区之金融完全为伪币所控制,这是当时浙东工作中最重要的弱点之一”。伪币贬值给根据地财经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我们的收入是谷子作基准的,谷子价格上涨不能达到日用品上涨的水平线……在当前的财政开支上,收支是不能平衡,造成目前的财政困难”。伪币不除,根据地永无宁日。因此军队和地方政府的金库兑换券与浙东银行货币的发行的工作就成为浙东抗日**政权在经济金融工作的大事。据宁波日报今年6月27日报道,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先辈谭启龙的儿子回忆“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央党史研究室到宁波调研,评价浙东抗日根据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全”包括了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这项工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提供财政和民生保障,还支持着延安,为抗日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和货币发行回收主要经历了以金库兑换券为主的军事用票阶段,以浙东银行为主的抗币本位币阶段,以镇海县、浒山区为代表的地方政权发行的抗币,以梁弄镇、庵东镇等商会为主的商会币阶段及北撤回收抗币等五个阶段。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发行就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国**领导浙东人民进行抗战发展过程休戚相关。浙东抗币发行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下,体现了统筹自给、独立自主的政策,采取了分散发行、分区流通的办法。由此而产生的独具一格、丰富多彩的货币体系。在打击伪币、占领金融市场、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中作出的卓越贡献。浙东抗币在中国近代货币史,特别是人民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第一是军事用票阶段。时间从1943年10月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的发行到浙东银行成立前止。随着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和形成,为统一根据地经济政策和制度,浙东区党委于1942年12月把财政工作从驻军办事处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经济委员会。它的职能是:制定根据地的经济政策,规定各项经济制度,编制预算决算,组织财政收入,实施对根据地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12)并开展征粮和税收工作,筹建金库和发行金库兑换券工作。为保证军政费用的正常收支,三北游击司令部决定建立金库,并规定:税收和征粮代金等收入款,必须全部上缴金库,军政单位费用的开支,则按预算和规定的批准手续向金库支取。为此浙东三北抗日根据地发行了第一种以财政金库和军票性质的抗币即“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发行金库兑换券的历史背景有二:其一,是伪币对法币的排挤,如前所述敌伪以伪中储券为经济金融斗争工具,一方面打击法币,在敌伪区域仃止使用法币,乱金融;另一方面强行以伪中储券以一比二的比率兑换旧法币,自抬其价值,并滥发伪币,致百物腾贵,民不聊生。同时将回收的法币投向国统区收购物资,获取更多军事资财。由此造成浙东经济命脉的三北地区“法币收尽,别无流通之货币用以抵制伪币,于是我三北经委会于1943年发行了金库兑换券……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其二,是出于安全考虑。由于敌我交错,战斗频繁,要“解送大量现金,长途往返,是十分危险的。考虑到这一情况,总部发印给各单位、各部队一定数量的金库券;并规定,凭金库兑换券向当地税务机关、县财经科提取相应数量的现金,再由各税务机关、县财经科将金库券汇集,抵作现金解交入金库”。(13)为彻底粉碎日军的阴谋,有效抵制伪币流通,三北游击司令部结合实际创制了独特的财政金库和军事用票性质的浙东抗币——金库兑换券,并于1943年起内部发行。根据现有资料,三北游击司令部发行的金库兑换券有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券三种,都是道林纸木刻版印制。这是浙东抗日根据地首次自行发行的抗日革命货币,而且是一种财政用票、军事用票的抗币,全称是“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这三种兑换券至今未见使用过的实物留存,文字仅见于浙东行委会的秘财字第六号布告(14)和三张用油墨印制的样票实物,详见《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的票样图版。(15)为什么说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既是财政用票,又是军事用票。一是它的印制使用目的就是解决根据地军政单位用现金解交财政收支的不便或损失,用兑换券代替现金。二是实际使用中或作现金在群众家就餐,或抵作税款交纳,成为现金的代表,群众乐于接受,而成为事实上的一种货币。三是它的发行单位和使用都与军事有关,与抗日战争有关,说它是军事用票是完全没问题的。老一辈纸币收藏家赵隆业在说明军用票的特征中就说:“这里所指的军用票,是特指辛亥革命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北伐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争需要而发行的军用票。对于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反对蒋介石**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所发行的纸币,有不少从性质上来说也是军用票,但是为了分类的方便而列入中国人民货币这一类里。”(16)所以我认为“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完全应该属于军用票。金库兑换券原本只是兑换现金的凭证,但由于浙东人民厌弃伪币、法币,而金库兑换券信用稳定,逐渐被浙东百姓接受,“调度库款,便利划拨,并间接使金融周转更臻灵活”。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货币,是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一大类别,亦是最先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种币种。(17)这种由军队或政府部门发行的金库兑换券是浙东革命根据地的特有产物,具有独创性,是一种准货币。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目前没有找到具体发行时间,根据浙东行委会的秘财字第六号布告,它的大致流通时间是“曾于三十二年发行”,即1943年发行,停用时间是“自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日起,停止使用”。该布告就说:“查前三北游击司令部曾于三十二年发行金库兑换券三种,用木刻道林纸印成,......均经使用日久,不堪再用。兹由本会新发行金库兑换券一种,用牛皮纸印成,正面印蓝色花纹,并盖有财政处长及副财政处长小官章各一,票面十元,与伪币兑换率为一千倍,即票面十元,折合伪币一万元。自即日起流通使用,所有上述三种旧兑换券,一概收回,自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日起,停止使用。”布告由主席委员连柏生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布。以上说的是第一种金库兑换券和军事用票。
第二种金库兑换券和军事用票它的全称是“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金库兑换券”。它的发行的具体发行时间即为1944年12月22日,是由主席委员连柏生发布布告说明的。它的全称是“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金库兑换券”,是浙东抗币的第二种金库兑换券和军事用票。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浙东区党委奉命于1943年12月公布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公开了中国**的旗帜。浙东敌后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也于1944年1月15日在四明山茭湖村宣告成立,并旋即移至三北办公。根据地抗日政权正式成立后,军政费用划归政权机构统筹,三北经委会随之撤销,其工作移交给行政会财政处办理。在1944年12月22日由于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使用日久,不堪再用,因此由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发行了第二种金库兑换券。
需要说明的是“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这三种金库兑换券面值即币值是以什么为标准而设立的?《浙东抗币》一书认为是照伪中储券为标准。(18)个人认为这是不对和不当的。一是,既然是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是革命军队的金库兑换券,怎么能以被反对对象的伪中储券为标准?以伪中储券为标准,那等于承认中储券的合法性,承认伪政权的合法性?这无论从道理和法理上来说都是说不通的,而且币值标准是大事大非问题,是货币发行主权问题,不能马虎;二是,根据金库兑换券名称“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和票券背面的有关说明:“本兑换券照票面国币金额十足流通使用”的文字。个人认为金库兑换券是以**的法币为参照,十足流通,更为妥当。第三战区就是**划定的区域,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队还是**军队的番号,是以**的军队名义在抗日,**的军队发行货币当然应以法币为标准,**当时采取灰色隐蔽的方针抗日。同时**还在台上统治,在抗日问题上,**与**二者有共同语言,**总体上也是抗日的。因此**承认法币的合法性,按法币为标准发行金库兑换券,无论从法理和道理上都讲得通,都是对的和应该的;三是,后来发行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肖支队发行的金库兑换券正面就印“凭票即付法币”,背面印“本兑换券币值与法币同”,说明金肖支队的金库兑换券币值标准就是法币。如此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币值标准在发行时也应该也是法币,“本兑换券照票面国币金额十足流通使用”,这里的“国币”二字,难道不是**的法币,而是伪中储券?四是,货币实际在使用中金库兑换券与伪中储券的具体兑换标准与自己货币发行标准是二码事,流通中的兑换是不同货币之币值之间的兑换比率,而不是货币的币值标准,兑换比率之间会经常变化,而币值一般要求在一定时间内稳定不变。
抗币中的第三种军事用票和金库兑换券就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肖支队金库兑换券”。1943年12月22日,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于1944年1月8日对外宣布。除原属三、四、五三个主力支队和浦东支队外,新建“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简称金萧支队),浙东游击纵队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金萧支队主要活动在浙赣铁路金华、萧山线两侧,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现有实物资料,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金萧支队的金库兑换券计有三种,即壹佰圆、伍拾圆、和拾圆券三种。(19)这三种金库兑换券都是道林纸质,蜡刻蓝色或深蓝色油墨套印。壹佰圆、伍拾圆券都是坚式,拾圆券为横式。伍拾圆和壹佰圆券券正面上都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金库兑换券”、“凭票即付法币”、票面金额和发行年度“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印”等文字,正中都加盖“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之章”红色篆体方印(拾元券没盖此印),下端两侧分别钤有“主任之印”和“副主任之印”小官章。伍拾和壹佰圆券背面印有说明五条“一,本兑换券在本地区一概通用。二,本兑换券币值与法币同。三,本兑换券持有人如必须向外地采购物资时得向指定兑换机关换取通币。四,本兑换券保证于新麦登场后由发行机关全部收回。五,本兑换券如有涂写染污不得兑换。”目前发现的实物兑换券上其中第二、四条上又加盖文字为“二,本兑换券每拾圆值食米壹斗。四,本兑换券以田赋公粮为准备金。”二条文字,这二条又与横式的拾圆券背面印的第二、三条说明相同,可见拾圆券发行时间迟于伍拾、壹佰圆券。而准备发行拾圆券时,由于法币的不断贬值,老百姓的不胜任,所以币值要改成与食米挂钩,又以田赋公粮为准备金,这是首次在抗币发行中提出的发行准备金问题。而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金库兑换券伍拾、壹佰圆券开始发行时应该是没有加盖“二,本兑换券每拾圆值食米壹斗。四,本兑换券以田赋公粮为准备金。”这二条文字的,只是后来通货膨胀,法币贬值,老百姓不胜任,金萧支队才考虑以粮食为币值标准,以田赋公粮为准备金。同时伍拾、壹佰圆券背面还盖印坚式大红印章“陆军新编第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关防”,右上角则钤有“马青之印”钟鼎文红色小方章(马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办事处主任)。这二个章在拾圆券背面都没有。拾圆券背面盖的章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之章”红色篆体方印。印的五条说明是:“一,本第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在本地区实足通用。二,本兑换券每拾圆值食米壹斤。三,本兑换券以田赋公粮为准备金。。四,本兑换券俟浙东银行新币制发行后即行收回。五,本兑换券如有涂写染污不得兑换。”(20)详细的图录见《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的票样图版。(21)根据资料,“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金库兑换券”壹佰圆和伍拾圆券的发行时间,应在1945年1月上、中旬,而拾圆券的发行,当在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之后,因为该券的发行巳放弃了法币标准,执行了以粮食为币值标准,并以田赋公粮为准备,这与以后的浙东银行成立及发行的浙东地方本位币——抗币的标准和准备相同,它应该是浙东银行成立及发行浙东地方本位币——浙东抗币的前身。
第四种金库兑换券是浙东行政公署发行的金库兑换券,当然这种金库兑换券不能划归军事用票。1945年1月21日浙东革命根据地召开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施政纲领,选举产生浙东行政公署委员会。3月7日浙东行政公署发布财字第十号布告,发行在原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所发的金库兑换券正面加盖“凭券即兑现用货币票面二千圆”的金库兑换券。布告说明发行此券的原因是原拾元券折合(伪中储券)一万元使用,比额过大,使用不便。加盖券的使用范围暂限于南山县境内。嗣后浙东行政公署又在原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所发的金库兑换券上加盖“本票兑换抗币拾圆”字样,予以发行。(笔者注:这种金库兑换券币值标准已经是浙东抗币本位币。)以上两种为浙东行政公署发行的加盖券,后一种应为浙东银行成立后所发行。(22)浙东银行成立后,浙东行政公署又发行金库兑换券拾圆券2种,伍圆券1种。均由浙东银行经理,代为收付。这三种金库兑换券均可算作浙东抗币的本位币。笔者收藏了二种浙东行政公署金库兑换券,详见图录1-2,现提供图片供参考。第二是抗币本位币阶段。时间从浙东银行成立,发行浙东地方本位币——浙东抗币,到北撤收回抗币结束。浙东抗日根据地通过“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战略决策,两次挺进四明,攻克姚南重镇梁弄,控制了整个四明山区。特别是由于日伪的储备票和法币的不断贬值,造成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急剧上涨。“敌占区一般物价巳暴涨至战前一万倍乃至四五万倍,。”伪币将成为一张废纸,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的法币,到1944年已经发行1400多亿元,通货膨胀,法币崩溃也成必然。因此1944年底,浙东敌后革命根据地把筹备成立浙东银行和发行抗币放上议事日程。1944年冬,浙东区党委宣传部科长诸克、夏子明通过上海地下工作者汤季宏、蒋建中的关系,设法解决印抗币的设备、道林纸、彩色油墨、号码机等等。区党委还通过上海地下党关系制成印钞金属版,夹在书藉内从浦东港口带到浙东根据地。并决定由新浙东报社印刷厂负责印制抗币。1945年1月21日至31日,浙东革命根据地召开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施政纲领,选举产生浙东行政公署委员会和浙东临时参议会。会上作出的一系列决议,把根据地的军队、政权、经济、文化建议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斗争更加激烈和繁重。为此根据地必须发行自己的货币,在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上就决定发行抗币和成立浙东银行。浙东革命政权的全面建立和完备、浙东银行的成立和浙东银行本位币即抗币的发行代表了**在浙东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当时浙东革命根据地发展到4个行政区,14个县,44个区,372个乡,3780个保组成。人口22.89万,面积11506平方公里。
1945年4月1日,浙东行政公署以财字第15号、16号令公布了《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浙东银行条例》,秘字第16号令任命了浙东银行主要干部。这些文件说明浙东敌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的自己银行——浙东银行正式成立,根据地的本位货币——浙东银行抗币正式发行流通。浙东银行资本总额定为抗币二百万元。发行抗币、经理金库、放款贴现、存款储蓄、汇兑、收买金银及有价证券等十项业务和工作。新成立的浙东银行当时总行地址在四明山梁弄镇的横坎头,4月10日正式挂牌营业,发行抗币。浙东银行发行抗币主要有主币、辅币、本票三大类。还可分总行发行抗币、支行发行抗币。当时浙东银行成立支行有三北支行、余姚支行、上虞支行、鄞县支行等行。浙东银行总行发行的主币有拾圆、伍圆、壹圆三种,辅币有伍角、贰角二种,本票有壹佰圆、伍拾圆二种。这四个支行都发行了壹圆券、伍角券、贰角券、壹角券等币种抗币。根据《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介绍浙东银行总行及支行共发行抗币总计18种36式。详细内容和图例可查阅《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的文字介绍和图片图例。(23)笔者收藏了浙东银行总行和支行纸币共8种12式,现提供部分图片供参考。详见图录3-10。
第三地方政府发行的抗币阶段。时间大约在日本投降以后,到新四军北撤收回抗币时结束。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起浙东抗日游击纵队开始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不到半个月时间,盘踞在四明、三北地区顽抗的日伪军就基本扫除,浙东广大地区人民获得解放。根据地扩大财政金融工作出现新情况,由于浙东银行的纸币印刷发行跟不上需要,浙东行署除了加紧印发主币和辅币、增发本票、将内部使用的金库兑换券加盖印鉴后对外流通、组织各支行印刷发行兑换券外,断然采取应急措施,允许各级地方政府及合作社、盐行、商会等经济团体印发兑换券和辅币,借此以弥补抗币发行的不足,活跃金融市场。地方政府币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涌现的。(24)这里所说的地方政府币,是指浙东革命根据地内各级**政府发行的货币。它既有县级政府,也有区级、乡镇政府,种类极为丰富。据资料介绍达48种69式之多。详细内容和图例查阅《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的文字介绍和图片图例。浙东地方政府发行的抗日货币与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一起等值流通使用,是浙东银行抗币的补充,带有明显的临时性和代用性,由于发行时间迟,流通时间短,十分稀少,弥足珍贵。笔者收藏了4种地方政府抗币,现提供图片供参考,详见图片11-14。
第四,商会抗币发行阶段。时间主要与地方政府发行的抗币时间相同。如前所说日本投降后,浙东行署决定允许各级地方政府及合作社、盐行、商会等经济团体印发兑换券和辅币,借此以弥补抗币发行的不足,活跃金融市场。浙东素来商业发达,很早就有商会组织。根据地建立后,商会组织有了新发展,浙东民间商会新发行的主辅币就成为浙东抗币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浙东民间商会币数量众多,材质多样,流通在根据地内以弥补抗币发行的不足,活跃金融市场,促进根据地经济和商贸。笔者收藏了7、8种民间商会抗币,现提供图片供参考,详见图录15-16。
第五,回收抗币阶段。时间主要从1945年9月底浙东根据地党政军干部和武装人员奉命北撤,根据地货币停止流通并组织以粮食和现金回收抗币。日本投降后,国共举行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定。为了让全国人民了解中国**顾全大局谋求和平的诚意,**中央决定让出包括浙东在内的江南八个解放区,并于9月20日发出电报,命令“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赶快越好......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9月23日,在上虞丰惠镇谭启龙主持召开区党委会议,研究确定北撤部署、路线以及领导人员分工。同时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详细部署北撤问题,决定限期收回抗币,用粮食和现金兑换,以免根据地人民受刑损失;多余的物资粮款,应尽量救济困难抗属与群众。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专门为此发布告,成立组织,在庵东、逍林、龙山等地设立兑换处,以方便群众兑换,保护了群众利益,维护了根据地货币威信和信誉。解放后,政府和人民银行多次组织回收抗币,到1959年初,据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统计,全省共收兑647658.55元,其中抗币479127.25元,金库兑换券168631.30元。(25)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根据地群众利益的关心和保护。
浙东抗币是中国红色金融、红色货币中的重要种类和品种。“浙东抗币,江南一绝”,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1,浙东抗币的币值代表物多种多样:有大米、法币、抗币、地方本位币等,特别是抗币回收时,大多以白米、白布、白盐兑换回收,老百姓比较满意,这在其它解放区绝无仅有。如发行的“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队金库兑换券”是按照票面国币(即法币)金额十足流通使用;2,发行抗币的单位多种多样:有军队、行政公署、浙东银行、地方政府、商会及群众团体等;3,发行的货币种类多:有军队金库兑换券、行政公署金库兑换券、浙东银行地方本位币、地方政府临时兑换券、民间商会和群众团体币(券)等;其中金库兑换券具有独创性,根据《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一书介绍除浙东外其它根据地没有发行过金库兑换券或类似的货币,确是浙东根据地独创;4,货币材质的多样性:有金属和纸,纸又有牛皮纸、道林纸、土纸等;5,印刷技术的多样性:有石印、机器印、铁笔手工油墨刻印等;6,发行的金属鑞质币是在其它解放区没有的,绝无仅有。根据以上理由因此我认为浙东抗币在解放区货币发行史上绝对称得上江南一绝!浙东抗币在中国近代货币史,特别是人民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尽管浙东抗币发行总额不多,流通范围不广,使用时间不长,然而它所起的作用和贡献却是十分巨大的。
第五 谈谈我收藏的浙东抗币出谱品——金庭乡临时流通货券。
十多年前我在范宅一个钱币商处收藏到了二张金庭乡临时流通货券,分别是金庭乡临时流通货券伍圆券和金庭乡临时流通货券贰圆券(见图录17-18)。这二张纸币分别由道林纸和红蓝色油墨正背印刷,横式,票幅尺寸分别是伍圆券为11.6*80厘米,贰圆券10.7*64厘米,图案尺寸是10.4*65厘米,95*55厘米。正面右边分别盖有方型“金庭通券”印章,左边盖有圆型“吴少作”印章。背面印刷布币图案和伍圆、贰圆的阿拉伯数字。当时这一褚姓钱币商就说这二张纸币可能是抗币,我当时也没太在意。以后收藏到了多种浙东抗币,并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与同好多次交流探讨,我和大家都认为这二张纸币确是浙东抗币。
民国时金庭乡隶属于浙江省绍兴嵊州市,位于嵊州市东部,距市区20公里。东连奉化市,南接新昌县,西邻黄泽镇,北与北漳镇相连,  总面积72.52平方公里。金庭乡因境内有金庭观而得其名,这里是王羲之故居。唐宋时已设金庭乡,南宋时一度属孝嘉乡,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三年(1932~1934)曾设华堂、晋溪、后山镇,民国三十五年(1946)复置金庭乡。2002年底,有省级文保单位金庭王羲之墓(含华堂王氏宗祠);市级文保单位济渡炉烽庙、华堂古村历史文化保护区;市文保点灵鹅贞节牌坊、竺绍康故居、后山竺氏祠堂。东晋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书圣王羲之慕金庭山水之胜,带妻携子来此隐居。六年后谢世,建茔于瀑布山南麓。书圣后裔世居金庭华堂,聚族而居,绵延1700年,遂成古村胜景。王羲之金庭故居和绍兴成名地、临沂出生地一样受世人所敬仰。王羲之故居系列建筑有金庭观、书圣殿、右军祠、雪溪书院、潺湲阁,这里还有书圣墓、书法园林、书画长廊、放鹤亭等。为什么说这二张纸币是抗币?我认为有以下理由:
一是,嵊州市所属的金庭乡,地理位置也在浙东四明山区内,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属浙东抗日根据地范围。嵊州,是浙江省绍兴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地处浙江中部偏东,曹娥江上游,东邻奉化和余姚,南毗新昌、东阳,西连诸暨,北接上虞,全市总面积1784.43平方公里。而金庭乡位于嵊州市东部,距市区20公里,东与宁波奉化市相连。在抗战时期嵊州与宁波的余姚、奉化同为第三区,即第三战区,同属四明山区。早在秦汉时嵊州就建县称剡,素有“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的美誉。唐初曾设嵊州,北宋年间始名嵊县,至今已有2150多年历史。嵊州是越剧故乡,风景如画、人文荟萃,有书圣故里、天下第一瀑、绍兴温泉城等。而金庭乡位于嵊州市东部,距市区20公里。与宁波的奉化市相连。嵊县沦陷后,为便于领导,**嵊县组织领导抗日战争,以曹娥江为界,把嵊县分成东西块,曹娥江以西的嵊西地区,成立嵊西县工委(1943年改为嵊西特派员、1944年改称嵊西县委)。曹娥江以东及新昌和嵊县南部,成立嵊新县委(1945年2月,奉化西区划入后,改称嵊新奉中心县委)。嵊新奉抗日根据地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约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地处四明山前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因此当时嵊州所属的金庭乡发行的抗日纸币当然属于抗币。
二是,当时的嵊州的抗日活动十分活跃,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力量。1942年8月,**嵊新县委在牛头湾创建嵊东独立中队,陈力平任队长。这是嵊新党建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对外称“陈力平部队”。9月,土匪王孝明部茹齐法中队30余人和王老三部余大毛带领部分人枪加入我部,党的武装力量得到迅速扩大。县委决定成立嵊东抗日武装独立大队,下设3个中队。1945年2月,嵊新县抗日自卫大队更名为嵊新奉县抗日自卫大队。4月26日,日伪军60余人窜至棠头溪抢粮,驻上林村的嵊新奉县自卫大队,即以第一中队担任前卫,抢占棠头溪后门山制高点,发起攻击;第二、三中队从左右两侧夹击,日军边打边退,拖着5具尸体逃回县城。5月,嵊新奉县自卫大队和四明自卫总队、嵊新奉抗日别动总队一起组成浙东游击纵队第四支队。嵊新奉中心县委重新组建嵊新奉县自卫大队,由张任伟任大队长,邢子陶兼政委。8月,改建为嵊新奉县抗日自卫总队,丁友灿任大队长,邢子陶任政委。当时嵊县民众也自发起来抗击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送子参军,提供军需品,为抗日部队做向导等。影响较大的有长乐的“背猪猡”。从1943年4月日军盘踞长乐后,其人员常有失踪,这是长乐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间摸到放哨的日军背后,出其不意,用绳索套住其脖子,反身背起,不多时气绝身亡,然后毁尸灭迹,称之为“背猪猡”,有力地打击日军士气。总之战争和民间的需要发行地方性质的金庭乡伍圆券和贰圆券的抗币。
三是,会不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因铜元缺少、辅币缺少,政府鼓励民间商会发行的纸币?我认为不是。因为1938年12月杭州沦陷,浙江地方银行南迁于浙南山区,浙东地区在日军的密集封锁下,交通中断,物资供应奇缺,成为一片弧岛。日伪为从国统区劫持铜村用于制造军火,暗中支持奸商在浙东地区大量套购铜元,导致浙东市面上铜元奇缺。商家为了维持生计,只得以针线,火柴,糖果等商品以及邮票等代充零钱找零。由于周转流通困难,百姓怨声载道。鉴于当时严重的辅币灾荒,1939年3月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全国金融会议上决定放宽国家银行货币专权,允许各地方发放小额票券,以救经济。政府允许民间商会发行的是小面额的票券,是各种辅币券,以调节市场流通需要。从目前发现的当时民间商会发行的各种纸币也都是些辅币,没有壹圆以上的主币。更不用说是贰圆、伍圆的主币。政府当时是金融货币发行权独揽,是不允许地方政府和民间发行壹圆以上的主币的。
四是,从抗币的发行系列和目前发现的抗币实物来看,金庭乡临时流通货券伍圆券和贰圆券与抗币的发行系列和目前发现的抗币实物十分相符。如当时的慈溪观城区署曾发行抗币临时兑换券伍圆、贰圆券抗币,镇海县和庄桥区署曾发行发行伍圆、壹圆抗币等。
五是,毕竟抗日战争已经过去80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到现在已经75周年,战争年代的残酷环境,使得当时的档案和资料都大多流失,失传的浙东抗币肯定不少,金庭乡临时流通货券伍圆券和贰圆券就是这种类型的抗币。再加上目前和一直以来浙东抗币历史的研究主要以目前的宁波市区域的当地人为主,没有过多地扩散区域调查研究,全面征集各地方性质的抗币,目前已经发现的抗币也是以宁波本地为主,而当时同属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绍兴、诸暨、嵊县、新昌、上虞、东阳、天台等地,除上虞发现过地方抗币外,其它地方就根本没有,这不符合道理和逻辑。因此,新发现的嵊县金庭乡临时流通货券伍圆券和贰圆券就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当然以上这只是一家之言,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抗日战争虽然距今已80年了,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心灵的创伤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现在国际国内有些危险现象,仍需我们保持警惕和清醒。在国际上,我们要随时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对世界带来新的灾难。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患上了历史健忘症和选择性失忆症,从修改历史教科书,大肆鼓吹“大东亚战争”,美化侵略战争,歪曲历史,到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否定历史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在军国主义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他们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践踏国际秩序,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在国内,要清醒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对其进行理直气壮地批驳。在对抗日战争时期某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采取罔顾实际的历史进程,抽象地假设、推演,乃至否定和歪曲历史事实,或者彰显反面人物的“人性”等,我们必须予以理直气壮地严正驳斥。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从来不是无声的过去,相反,今天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定性,将深刻影响到一个国家与民族对未来的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学史用史提到全局高度,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也不止一次号召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反对战争,珍爱和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抗日战争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作者联系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文景街78弄27号305室       邮编31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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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1:浙东行政公署金库兑换券拾圆券 发行于1945年5月 坚式,道林纸红蓝油墨印制,纸幅尺寸149*82毫米,图案尺寸135*69毫米,背面无图案,盖“浙东银行董事会董事长之章”印


图录2:浙东行政公署金库兑换券抗币伍圆  发行于1945年9月,坚式,道林纸红蓝油墨印制纸幅尺寸133*70毫米,图案尺寸120*69毫米,背面如拾圆券,另加盖圆形“浙东银行”中英文钢印



图录3:浙东银行地方本位币拾圆券正背图 发行于1945年6月,横式,道林纸,正背面均用石印版套色油墨印制,底纹为蓝色耕作图,纸幅尺寸151*82毫米,图案尺寸142*72毫米。





图录4浙东银行地方本位币拾圆券  发行于1945年6月,横式,道林纸,正背面均用石印版套色油墨印制,底纹为棕色耕作图,纸幅尺寸151*82毫米,图案尺寸142*72毫米。



图录5:浙东银行地方本位币伍圆券正背图,发行于1945年4月,横式,道林纸,正背均由石印套色油墨印制,底纹为蓝色耕作图,纸幅尺寸139*70毫米,图案尺寸130*65毫米。







图录6:浙东银行壹圆券正背图,发行于1945年4月中下旬 横式 道林纸 石印版 套色油墨印制,券面底纹蓝色油墨印刷耕作图,纸幅尺寸126*67毫米,图案尺寸117*59毫米





图录7:浙东银行壹圆券正背图,发行于1945年4月中下旬 横式 道林纸 石印版 套色油墨印制,券面底纹棕色油墨印刷耕作图,纸幅尺寸125*68毫米,图案尺寸117*59毫米




图录8:浙东银行壹圆券发行于1945年6月 横式 道林纸 锌版蓝色油墨印刷,纸幅尺寸107*52毫米,图案尺寸98*45毫米




图录9:浙东银行余姚支行发行的抗币壹圆券正背图,横式 道林纸 石印版 深蓝色油墨印刷,纸幅尺寸104*61毫米,图案尺寸92*54毫米





图录10: 浙东银行余姚支行发行的抗币伍角券,横式 道林纸 石印版 草绿色油墨印刷,纸幅尺寸96*59毫米,图案尺寸83*53毫米






图录11:慈溪县庄桥区署抗币临时兑换券壹圆券 竖式 道林纸 木刻版 茄色色油墨印刷,纸幅尺寸97*70毫米,图案尺寸86*55毫米




图录12:慈溪县观城区署抗币临时兑换券贰角券,横式 道林纸 木刻版 赫绿色油墨印刷,纸幅尺寸85*60毫米,图案尺寸80*55毫米




图录13:浒山区抗币临时辅币贰角 鑞质 青灰色径约28毫米 厚约1毫米 重

图录14:浒山区抗币临时辅币贰角 鑞质 青灰色径约28毫米 厚约1毫米 重




图录15:梁弄镇商会临时兑换券贰角券 坚式土纸木刻版黑蓝色油墨印刷,纸幅尺寸89*59毫米,图案尺寸82*52毫米





图录16:鹤皋商会贰角、观城商会伍分、三管商会一分、鹤皋商会一分,都是圆式,鑞质



图录17:金庭乡临时流通货券伍圆券,票幅尺寸为11.6*80厘米,图案尺寸104*65





图录18:金庭乡临时流通货券贰圆券,票幅尺寸为10.7*64厘米,图案尺寸95*55







注释:
(1)(2)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浙江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史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第10、60页
(3)《日军侵略浙江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9页
(4)中国人民银行浙江分行金融研究室编:《浙江近代金融史》,第110页。
(5)陈忠海著:《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第181页
(6)(7)(8)(10)财政科学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1985年4月,第148-149页、第150页、第151页、第152、153页
(9)(13)(24)宁波市钱币学会、慈溪市钱币学会编辑:《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货币》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5年8月第一版第11页、第16页、第56页
(11)吴山民:《发行抗币的意义和作用》,〈新浙东报〉1945年4月9日第134期第二版
(12)(14)(15)(17)(21)(23)章均立主编:《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10页、第192-193页、第209-210页、第17页、第212-213页、第39-45页
(16)赵隆业编著:《中国的纸币收藏与鉴别研究》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17页
(18)(19)(20)浙江省钱币研究会、宁波钱币研究会:《浙东抗币》第14-15页、第18页、第19-20页
(22)浙江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金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第34页
(25)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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