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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8 17:52:57 |显示全部楼层




       ● 在ZF无作为而又缺乏中央银行制度设置的情况下,上海钱业公会也参与了一部分救济市面的融资活动。
  ● 上海钱业衰落的原因,也就是几乎同时上海民营银行业衰落的原因,那就是南京国民ZF对金融业的垄断。



  杜恂诚                        





  近代上海“百业之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钱庄业由于顺应了进出口国际贸易的需要而迅速壮大起来。当时华资银行业尚未兴起,而传统的山西票号仍把中国官府和官员作为经营对象,没有及时转换经营方针。当时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主要对洋行等各式外国在华企业融资,而钱庄则对经销进出口商品的中国商人融资。外国银行还将其多余的资金拆借给中国钱庄,让其扩大经营规模。这样就在上海等大城市的金融业中形成了外国银行和钱庄两强称雄的局面。民国开始以后,华资银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它的业务空间主要侧重于ZF公债的经营和当时较大型的纺织、面粉等新式工业企业的融资,与外资银行和钱庄成三足鼎立的互补格局,钱庄业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1925年,钱庄业的总资力(“资力”是当时通行的概念,包括实收资本、公积金、盈利滚存、存款和发行兑换券等项目)占中国全部中外金融业总资力的22.5%。比例虽低于三分之一,但钱庄是无限责任,上海许多大钱庄的股东都是实业界有实力的人物,他们的身家背景成为钱庄信用的可靠依据,许多钱庄“资本虽仅一二万金,设遇市面紧急之时,股东垫款,恒数十万金”。
  钱庄曾被誉为上海的“百业之首”,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上海钱庄业的作用和影响不亚于华资银行业。上海钱业的巨大影响,除了表现在融资领域之外,还表现为对洋厘和银拆的操纵。洋厘是银元折合九八规元(上海地区银两)的市价,俗称所谓“洋钿行情”。“洋”指银元,“厘”指价位涨跌。由于当时银元、银两并用,两者的兑换(即洋厘)每天随供求变化而波动。上海每日的洋厘行市,向来由钱业同行在指定的市场议出。当天上海各日报都会把洋厘行市公布,钱业大小同行及中外金融界都作为当日交易的标准。因此,钱业对洋厘行市的决定权是一种极大的势力。钱业同行每日议定洋厘之外,还议定银拆,同样在报上公布,中外金融业者一律遵行。银拆是金融业相互间的拆借利率,在南京国民ZF对金融市场实施统制以前是上海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银拆的变动反映了市场银根的松紧变化和供需消长。钱业决定洋厘和银拆,标志着它在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中的重要地位。




  钱业的行业自我管理

  近代上海钱庄业曾享有崇高的信誉,汇划大钱庄开出的庄票(本票、支票等)等同于现金。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缺乏中央银行制度,币制既不统一,内汇体系也多凌乱而不规范。但在杂乱纷繁之中,也存在着走向统一的先机,那就是申汇,全国公认以申汇作为国内汇兑的标准。何为申汇?申汇就是上海银钱业开具的以九八规元两或银元为货币单位的支付或结算凭证,包括上海汇划钱庄开具的庄票。什么是汇划钱庄?汇划钱庄就是上海加入钱业公会的头等大钱庄,只有汇划钱庄及十分接近汇划庄的“元”字号小同行才能够开具庄票,其他未入会的钱庄一般不开具庄票。上海钱庄的庄票享有崇高的信誉,在上海本地贸易和埠际贸易中通行无阻:“庄票为上海商场中最有信用之票据,不特为本国商人所重视,即洋商亦以现金相待。故凡出货、定货、汇兑、贴现,莫不以获有汇划庄之庄票,以为无上之保障。”
  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即从清末到北洋ZF时期,再到南京国民ZF初期,中央ZF很弱,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监管机构,那么钱业的信用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那就是靠了同业组织的自我管理。上海钱业很早就有上海钱业总公所等同业组织,1917年则成立了上海钱业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的自我管理有如下多方面的内容:
  上海钱业公会行业规则的制定和履行。在缺乏ZF和中央银行作用的情况下,公会的营业规则即具有习惯法的作用,令行禁止,十分有效。从已接触到的档案资料看,上海租界司法机构会审公堂的一些案例的判案依据,就是钱业公会的营业规则或营业习惯。而且这种营业规则的可操作性特别强,每一条每一款,都有十分精细的操作性解释。而各种营业规则的灵魂就是树立钱业信用和防范风险。同时,公会组织致力于跨行业跨地区的规则协调,因为钱业的交易活动许多是与银行业、工商各业相关的,一种好的业内制度,必然同时又是一种好的能与外部协调共存的制度。上海钱业公会经常与中外银行公会、上海总商会、外地商会及外地钱业组织协调或沟通如何解决营业规则差异所产生的摩擦,在摩擦和协调中求得共识。这是制度设计和制度演进的重要环节。
  上海钱业公会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和审慎的退出制度。准入制度有过发展变化,大体上分为公会董事会和全体会员大会两级审批。董事会投票还采取了十分有趣的用围棋黑白子表决的方式,十分奇特,保证了入会会员的质量。当会员钱庄破产时,公会组织清算,坚持合理、公正、透明和维护整体利益的原则,把金融业中最常见的连锁反应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从笔者已见到的档案资料看,几乎很难见到这种因破产而引起的连锁反应。
  上海钱业公会对会员的督导作用。这种督导作用表现为公会以决议方式要求会员履行公会的决议,如利率上下限等,或要求会员诚信守法、照章纳税等。我们发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入会钱庄的组织设置,均有“见议”职务,所谓“见议”,大致是“见证”股东合约的签订及监督的意思,当钱庄停业倒闭时,“见议”是主持清算和审计的人物。而充任各庄“见议”的,大致是在钱业中资格最老、能力最强、威望最高的几位公会领袖人物或行业中坚人物,这一组织设置对确保钱庄的行为规范是有利的。
  公会对会员违章信息的披露,对失信会员的惩戒、除名,以及对失信交易对手的联合抵制。公会对违章会员信息的披露使各会员更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遵守公会规则,而遵守公会规则就是尊奉信用。
  公会对会员利益的维护,包括公会出面为会员追讨欠款及主张各种合法利益。对于陷入困境的同业,公会常采取由会员垫款,帮其维持信用的措施,而公会的董事会或执委会成员则率先出资、多出资,以身作则。在市面金融紧急时,钱业公会常与银行公会共同组织借款银团,对市场进行紧急救助。公会在这时也部分履行了原应由中央银行履行的职能。
  加入上海钱业公会的是最有实力的所谓汇兑钱庄(大钱庄),较小的钱庄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公会,但公会所制定的规则和决议也传达给他们,要他们一体执行或参照执行。
  公会领导人实行**选举制度。公会的经费开支由成员分摊。此外,公会在社会捐助、赈灾等事务中也经常有所作为,以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





  共同防范金融风险机制

  上海钱业公会的一项重大的职责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波动。上海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弱ZF和租界等因素,实际上处于一种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之下,这是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这种宽松环境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金融波动的易于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ZF以及租界当局对金融波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主要靠金融业自己来解决波动所产生的问题。
  在ZF无作为而又缺乏中央银行制度设置的情况下,上海钱业公会也参与了一部分救济市面的融资活动,这种公共性支出,是为了维护市场环境的总体性稳定。
  1923年11月中旬,上海金融市场“银根非常紧急”,上海钱业公会与中国、交通等华资银行以及汇丰等外资银行合作,寻求在上海市场增加资金投入的渠道。1931年10月底,“市上银根紧急,发生恐慌”,为维持市面,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与上海钱业公会“共集银500万两,联合组织借银团,专备同业及华商银行押款之需,藉资救济”,上海钱业同业公会名下认银100万两。类似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这种救济市面的举动更进一步上升到制度创新的层面。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平时最有价值之证券及房地产,一时几全失其效用”,金融业的有效运转顿时发生问题。上海银行业紧急磋商,决定成立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及联合准备库,各行认缴地产、证券、金银等各种形式的4000万元财产作保证入库,委员会发行一种“公单”来救市。这种公单“足以代替现金,实无异沪市存银,骤增千数百万,风声所播,人心因以渐安”。这是变相增发货币。钱庄业紧随其后,先是成立上海钱业特别财产保管委员会,到1932年3月5日止,已有70家同业划进财产共计银2583万两,平均每家36.9万两。7月,钱业特别财产保管委员会也更名为钱业联合准备库,并扩充了财产规模。
  上海银钱业联合准备库在当时起到了“银行的银行”的作用,他们所发行的“公单”等票据缓和了金融紧绌,陷于困境中的同业可以用这些票据贴现,或押借款项。







  钱业的衰落

  上海钱庄业从1935年开始,逐渐走上衰退之路。有人说,钱庄业的衰退是因为它相对于银行业来说,是一种比较落后的金融组织形态。其实这种看法是可以商榷的。我们如果用一种比较宽泛的眼光来看待钱庄业的话,可以说,钱庄就是银行的一个品种:不设或很少分支机构的合伙制的小银行。小银行和大银行在功能上是可以互补的,近代上海金融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合伙制钱庄股东的无限责任,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可以解决转型社会存款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矛盾,并且有利于在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不发达或干脆缺位的情况下,减轻金融风波的发作程度。
  其实,上海钱业衰落的原因,也就是几乎同时上海民营银行业衰落的原因,那就是南京国民ZF对金融业的垄断。在行政性的金融垄断之下,上海钱业和民营银行业被釜底抽薪,他们的生存空间越缩越小,于是走向了“被衰落”。南京ZF对金融业的直接垄断表现为机构垄断、货币垄断和政策垄断。南京ZF建立了“四行二局一库”的金融垄断机构体系。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全国164家银行中所占的地位如下:实收资本占42%,资产总额占59%,各项存款占59%,发行兑换券占78%,纯益占44%。这还不包括其他中央和地方ZF所控制的金融机构。抗战结束后,这一垄断地位更趋上升,1946年6月四行二局的存款占全国存款总额的92.9%,放款占全国放款总额的97.9%,民营商业银行和钱庄业的存放款所占比例非常低,说明其作用已非常微弱,可以说是只剩下了一副空壳。
  另外,在ZF的严厉管制下,钱庄业丧失了过去曾经的生气勃勃的自我管理功能和创新能力。由于各种金融市场被严格管制或取缔(如标金期货市场),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然也就丧失了。
  
  ( 选自东方早报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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